在清代，朝廷最为关注的，是如何维持其自身的权力;
民国政府最关注的是对内统一国家、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
共产党执政时期，我们则看到了一种企求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实行工业化和争取大国地位的强烈动力;
1945年抗日战争一结束，内战便很快爆发了。国民党被长期的对外战
争拖得筋疲力尽，又受到通货膨胀失控之威胁，且背着地主土地
所有制这个古老难题和沉重包袱，还备受党内派系倾轧的困扰，
因此，尽管国民党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并有美援作支撑，却还是
丢失了大陆，撤至台湾.
从鸦片战争以前对西方的排斥到1861—1895 年间的自强运动、
到1898—1912 年间的政治改造和革命、
再到1917—1923 年间的思想革命，
最后到1949 年中国共产党的掌权。
虽然历史很少以单向线条的形式发展，但总的发展模式和一些重要的里程碑，
却是可以在构建概念框架时充当有用的路标.
这些词——『满洲』和『清』——都包含三点水偏
旁，是根据阴阳五行法则精心设计的。『明』朝的意思是『光明』，
而其帝室所姓『朱』则是『红色』的意思。『光』和『红』的形
象组合便是『火』，火能熔化『金朝』的『金』。因此，不吉利的
『金』字必须改掉。而新创的『满洲』和『清』等含三点水偏旁
的词，则可预示将来水扑灭『明朝』之火的吉兆
因此，耶稣会士所作努力的微弱、儒家士人所持的种族中心式的自满姿态，以及中国
文化所具有的对外来刺激之不可渗透性，阻碍了中国在此时出现任何现代化的进展
讽刺的是，恰恰就在西学在中国衰微后不久，西方的政治、
经济、社会和科学领域出现了巨大的进展。美国革命、法国革命
及英国的一些重大改革，为近代民主制的兴起开辟了舞台，而工
业革命则预示了一个技术发展、民族主义、向外扩张、资本主义
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欧洲上空弥漫着进步的气息。与此相反，中
国的士人却在他们『繁华的往昔』里寻找行动的指南，并专注于
古代经籍的研究。欧洲在探索进步的道路上突飞猛进，而中国却
酣睡在辉煌的梦境里。把中国从它的睡梦中推醒，需要作出远比
耶稣会士所能作出的更夸张、更猛烈的举动。我们将在后面几章
中看到，在工业革命中遥遥领先的英国，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一
挑战。
回顾历史，鸦片显然只是战争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本原因。由
于中西方对国际关系、贸易和司法管辖的观念大相径庭，即使没
有鸦片，双方之间的冲突也照样会爆发。比鸦片问题远为深刻的
是几个概念的冲突：中国自称天下宗主的角色与西方国家主权的
观念之间的不相容；中国的朝贡关系体制与西方的外交往来体制
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园农业的自给自足与英国工业的扩张之间的
对抗。确实，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与中国人对商业的鄙视
态度是无法共存的。由工业革命产生的力量与通过变化获得的进
步思想，推动了西方向海外扩张，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这股潮流。
不幸的是，满清宫廷与中国的士大夫对这些事实一无所知，因此，
中国与西方碰撞时便显得极其痛苦。
容闳是第一个从耶鲁大学毕业(1854年)的中国人
『倭寇』意指『矮小的海盗』
由金陵机器制造局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铸造的大炮只能鸣礼炮，如果实弹射击就会使炮身爆
炸，炸死的是炮手而非敌军
当生活对所有深受压榨的人来说变得不可忍受时，他们便在盗贼行为和秘密会社中寻求宽慰。
他观察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契约、借贷凭证之类的单据很多，连绵不断，所以，一旦征税，税源将很大；而且，人们还有一个心理，认为凭证单据上由政府盖个印，就成为合法凭证，在诉讼时可以有法律保障，因而对交纳印花税也乐于接受。正是这样，印花税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誉为税负轻微、税源畅旺、手续简便、成本低廉的“良税”。英国的哥尔柏（Kolebe）说过：“税收这种技术，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印花税就是这种具有“听最少鹅叫”特点的税种。
其间唯一的一位日本人山田良政为清军抓获并杀害，他成为第一位为中国革命献身的外籍人士。
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3304
什么是洪门？洪门為清代的秘密组织，對外稱天地會。 现在已经在全球各地已不同的名字出现，可以是帮会，也可以是团体法人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4%AA%E9%97%A8
支那（梵文：cina），亦作至那、脂那等，乃是梵文佛經中的一個詞彙，意指中國，支那原为隋唐时佛教僧侣的一种漢字音译，一般出现在汉译佛教经典中。
这一词汇于9世纪初通过佛教交流传入日本，隨著日本佛教的大盛，也成為一種對中國的雅稱，20世紀初革命黨人孫文、黃興、宋教仁等屢屢以支那人自稱。在抗日戰爭時，正式成為貶義詞。
旧部下的抛弃，加上羞愧难当、焦虑过度、悲痛欲绝，1916 年6 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暴卒，时年56 岁。
1925年1 月20 日后，孙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并于1925 年3 月12 日溘然长逝。在弥留之际，他仍在念记着『和
平，奋斗、……、拯救中国』。
不久，1930
年7 月，在华中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内战，李立三利用这种形势
发动罢工和怠工，并在彭德怀率领下派新组建的红军，进攻湖南
省会长沙。长沙城被攻克了，但这个胜利转瞬即逝。三天之内政
府军就夺回了长沙并给予作乱者以重创。
作为史太林在中国的失误的代罪羔羊，李立三被
送往莫斯科作检讨。他在那里受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的严厉谴责，并被送到列宁大学学习以纠正错误。瞿秋白的遭遇
更惨：他被指责为两面三刀、宗派主义、『见风使舵』，以及受鲍
罗廷、陈独秀和其他那些讨厌人物的影响，在农村和农民问题上
持错误观点。 22 一个月后瞿秋白被排挤出中共政治局。
取得史太林『信任』的代价是高昂的：中国派遣了一百万『志
愿军』介入朝鲜战争，为购买这次冒险所需的苏联装备和物资支
付了13.5 亿美元，而毛泽东还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一个儿子。
毛泽东在三十年里一直与苏联领导人相处
不愉快。他最初被史太林排挤出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层，
而后又受到了史太林和赫鲁晓夫两人无礼的对待。个人的受伤害
感和不满情绪只会对国家关系造成有害的后果
1962 年中印边界战争
解放軍作家金輝在《墨脫的誘惑》書中對那段歷史作了這樣結論，「勝利者和失敗者是十分明確的。但是，經過了近三十年之後，結合現在再來看那場戰爭及其結果，卻完全是另一種情況了——勝利者除了沒有失敗的名義，卻具備了失敗者的一切；失敗者除了沒有勝利的名義，卻得到了勝利者的一切。勝利者因為勝利的飄飄然，以至連對勝利成果的徹底喪失和巨大的屈辱都無動於衷。失敗者因為唯獨還沒有得到勝利者的虛名，所以一直在摩拳擦掌，發誓要報一箭之仇。也許這就是歷史的嘲弄，如果當年印度取得了勝利，那麼現在他們在這一地區肯定不會如此占盡便宜，如果當時中國在此地失敗，那麼現在反而大概不會這麼被動和可憐。」
但是此二人未能提出中国方面在当时是否存在其他更好的应对方式。
中国人对丧失领土的怨恨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与俄罗斯签
订的最初两项条约，1689 年的《尼布楚条约》和1727 年的《恰
克图条约》，虽然一般都被认为是公平的条约，但中国仍因此分
别丢失了93,000 平方英里和40,000 平方英里的领土。其余那些与
俄国签订的条约毫无疑问是不公平的：1858 年的《瑗珲条约》将
黑龙江流域185,000 平方英里的领土割让给了俄国，这块地方成
了阿穆尔省；1860 年的《北京条约》确认了《瑗珲条约》，另外
还割让了乌苏里江以东的133,000 平方英里领土，它成了俄国的
滨海省；1881 年的《圣彼得堡条约》割去了15,000 平方英里的
中国领土。在1912 年民元革命时期，俄国煽动蒙古独立运动，
承认外蒙古的『自治』，将它变成了一个实际上由俄国保护的国
家。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中国在1919 年重新获得了对外蒙的
控制，但苏军在l921 年7 月入侵蒙古，恢复了它的『独立』，同
时吞并了唐努图瓦。 30 1924 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成为苏
联的第一个卫星国，以库伦为首都。现被称作乌兰巴托(意为『红
色英雄』)。随后，根据1945 年2 月的雅尔达协定，以后又经1945
年8 月14 日的中苏条约确认，苏联重新获得了1905 年俄国战败
后割让给日本的沙皇在东北的一切特权和特殊利益。即使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史太林还从毛泽东那里强行索取了许多屈
辱性的让步
1976 年对中国来说是个凶年。中华大地的每个角落，都沉浸
在失去三位伟大领袖的悲伤之中：周恩来总理、朱德元帅及毛泽
东主席分别在1、7 及9 月先后逝世。一系列自然灾害更加重了
人们的悲痛之情：7 月，一场大地震摧毁了北京东南105 英里处
的工业城市唐山；在随后两个月里，黄河发生了七次洪水泛滥。
伴随着这些灾难和政治不稳定的是，由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及其同
伙(即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一伙人)挑起的接班危机。这个动
荡不安的年份，真可谓充满了中国人所说的『天灾人祸』